“传销入罪”离禁绝“经济邪教”还有多远？

　　“布袋罪”：沿用多年

　　 就在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对外公布征求意见的同时，广西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特大传销案，21名传销头目和骨干被推上了法庭。

　　 公诉机关指控，从2006年至2007年底，王燕珍、柯碧芳、唐爱莉等21人在贵港市和南宁市，参与了以“民间资金游戏”、“资金重组、二次分配”模式为名，通过发展人员、形成上下线关系、收取并分配被发展人员所交纳费用的形式牟取非法利益的传销组织。

　　据办案人员透露，该传销组织的模式是，要求下线每人交纳人民币5.08万元，以申购21份份额来取得自己及发展其他人员加入该传销组织的资格。加入到该传销组织后，每人可以发展3个直接下线：当积累本人及全部下线份额共计65份时，达到“经理”级别；当积累本人及全部下线份额共计600份时，达到“老总”级别。按照不同级别，可以从每个下线交纳的5.08万元中分得不同的“提成”或“奖金”，直至将该5.08万元分配完毕。据不完全统计，参与该传销活动的有近万人。

　　然而，和之前审理的众多传销大案一样，公诉机关向法庭提出的对21个传销头目和骨干的定罪建议，依然是“非法经营罪”。

　　这一罪名颇遭学界质疑。有刑法学家认为，非法经营罪的前提是扰乱市场秩序，而且必须有正常的经营活动，真实的商品、标的。而传销往往以“拉人头”、收入门费为主要谋利手段，并没有正常的市场交易活动。此外，非法经营罪需要计算经营所得，这与传销行为的所得是不同的。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持有相同观点。他认为，非法经营罪是有特定含义的，是指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传销活动本来就没有领取营业执照，也不可能获得行政许可。还有的传销活动不是以公司的形式出现的，也不是以个体工商户的形式出现的。传销者甚至可以很嚣张地对工商部门说，我不是你们工商部门注册的企业，既然不是企业，我就谈不上非法经营。”刘俊海说。

　　 更被业内所诟病的一点是，非法经营罪被称为“布袋罪”，什么罪都可以往里装，量刑标准也没有清晰界定，最多也只是判有期徒刑3年。如此低廉的犯罪成本，其震慑力可想而知。

　　此外，在司法实践中，一些传销案件也有以诈骗罪、集资诈骗罪或其他罪名定罪量刑的。刘俊海认为，这种司法实践中的“混乱”现象，不完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不利于维护法治的统一和尊严，对于实施传销行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刑事制裁力度也是有限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业内普遍认为，刑法修改单列“传销罪”，使得“威慑力和处罚力度空前加大”。直销专家王万军认为，将传销行为上升到犯罪，并课以刑罚，不但能使一些组织领导者止步，而且对于公众也能起到巨大的教育作用。人们进一步认清了传销的危害性以及参与的严重性，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模糊地带”：界定不明

　　 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增设“传销罪”，无疑是件好事，然而，“模糊地带”的存在，依旧引得业界议论纷纷。

　　首当其冲的一点是，究竟哪些行为属于传销犯罪？

　　草案规定：传销行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但目前我国仅在2005年出台了两部行政法规———《禁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

　　有专家指出，根据立法法的规定，什么行为属于犯罪要由法律来规定，而草案却把传销行为的界定权赋予了行政法规。

　　王万军也表示了同样的质疑：在直销法缺位的情况下，认定标准本身存在疑问。“而且，此次草案中还提到了‘情节特别严重’可加重处罚，但如何认定情节特别严重？法官在使用自由裁量权的时候就存在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