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溯源：谈异地传销的生命力为何如此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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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地传销漫谈
    文/许再生
    
    虽然《禁止传销条例》相当明确地确定了“传销”的定义，但在打击传销的过程中，当对多层次和团队计酬还有很多观念和立场纠缠不清的时候，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的打传利刃都毫不质疑地率先指向了异地传销。但即使是这样，异地传销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它仍然是扰乱中国直销业最大的罪魁祸首。
    
    是什么让异地传销这朵“恶之花”拥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我们还得从它的根源说起。
    
    异地传销的发展

    所谓异地传销，用业内人士的话说，即异地邀约据点运作的传销方式。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异地传销泛滥成灾的情况，让我们走进异地传销历史。

    自传销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进入中国之后，在三四年内迅速成长起来，而这个行业的蓬勃发展令国人甚至政府都没有反应过来。在没有任何法律法规框架可以解释或约束的情况下，中国的第一代传销人开始各显神通，传销的产品由优转劣，方式由劝变骗，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恶劣影响。为了在传销的“层次”上加以限制以控制传销的诱惑力，同时减弱其传播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1994年发布《关于制止多层次传销活动中违法行为的通知》，该通知条款中对传销企业的经营地点进行了“画地为牢”的区域限制。《通知》确实在短时间内对泛滥的直销业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直销业的一大顽疾正在慢慢酝酿之中。

    当时广东有一家经营台湾摇摆机的公司，受政策的限定，其经营区域只能在广东省内。加上当时传销该摇摆机的经销商成功机率非常之高，诱惑力极大。为了适应政策，其本来遍布全国的传销商开始云集广东，在广州周边租房长住，并将自己原籍的亲朋好友邀来考察、参加培训，然后也租房长住，并以此法复制，逐渐形成一种趋势。

    1996年4月，中国首次批准41家传销企业可以开展传销业务。因为广东福田榜上有名，其倡导的异地传销方式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一时间风靡中国大地。因交通便利，原有居民只有5~6万人的小小淡水镇，集聚的外地经销商达20万之众。

    而淡水模式的“成功”，也刺激了其他企业的纷纷效仿，异地传销逐渐成为规避相关规定的法宝。

    在异地传销的初期，实际上采用欺骗手段是相对比较少的，因为他们只需要介绍这种事业机会就可以吸引来大量缺乏机会的亲友。但是在后期，情况开始恶化。因为这种异地传销模式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在吸引更多新人方面越来越吃力，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人赚不到钱。这些负面的影响逐渐扩散，异地传销不能再被人轻易接受。这时，异地传销组织者只有依靠老鼠会一样的洗脑方式，通过所谓“善意的欺骗”来骗取新加入人群。异地传销从本质到外表都彻底沦为非法活动，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1997年，相关部门在对曾经的41家传销公司进行再审核时，吊销了福田等4家公司的经营资格。这是政府向异地传销开的第一刀。

    但是这个时候才来规范异地传销，显然为时已晚。因为他们明显采取了非法欺骗的方式，进行的是明显的违法活动，相关部门要以“规范”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一厢情愿。据一位从1994年就对异地传销进行密切关注和系统研究的一位业内知名人士称，在“淡水事件”中，他亲身接触过所谓“四大异地团队”，每个团队都在50~80万人左右。据他统计，当时全国异地直销团队总人数不少于500万，除西藏、台湾、香港、澳门之外，遍及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
    
    禁传后的异地传销

    当时，异地传销已经形成了洪水猛兽之势。1998年4月21日，国务院紧急颁发《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欲以“一刀切”的方式彻底根除非法传销滋生的土壤。中国直销业由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但是数百万的直销人怎么办？国家不得不允许部分外资企业转型，又给这个行业留下了一线生机。这线生机不但给了原有大中型直销公司一个游离于直销和传统之间的机会，也给了大量非法传销组织存在的一个借口，中国直销业逐渐进入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滑稽时代，而中国直销竟然在这个时期迅速崛起。

    因为有政府打击和实力公司竞争这两方面的围追堵截，这个时候的异地传销手段比起以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活动更加隐蔽，组织更加严密，活动更加程序化。异地团队也有了更多的与执法部门周旋的办法，团队不许看电视、不许看报纸、不许上网、不许与外界交流，切断一切可能的负面消息，团队实行单线联系……异地传销已经与直销越走越远。

    2005年，《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相继颁布，中国直销业走出了无法可依的尴尬，同时又步入一个前途未卜的敏感时期。直销牌照成为鸡肋，申请牌照犹如决战围城，中国直销业再度跌入一个新的历史低谷——老牌企业吃着老本，外企新贵增速减缓，新进内资开盘不利……而受影响最小的只有异地传销。在中国直销业普遍低迷的时候，异地传销相当于少了很多直销业的对手，迎着相关部门集中打传的风暴，他们干得风声水起。

    国家相关执法部门对异地传销一直保持高压政策，曾数次开展专项行动进行打击，驱散、遣送一批批传销人员，拘留、劳教、甚至判刑的也不在少数。但是对于整个行业现状来说这样做的效果几乎就是隔靴搔痒——对人的一切趋动都不如利益趋动更具魅力，更何况传销又被倡导为“短期暴富”。因此政府打击的结果是:驱而复聚、遣而复返，屡打不禁、打而不死、死而不僵。
    
    异地传销的本质

    异地传销之所以受千夫所指，只因为它的各方面均已经达到非法传销祸害的极限——最疯狂的欺骗，最没有顾忌的洗脑，最彻底的违法。可以说，对于异地传销组织者来说，他们一旦选择了异地传销，就明明白白地选择了经济犯罪，这和聚众抢劫已经没有了根本的区别。

    对于大多数异地传销组织者来说，因为他们不是灰色运作，他们不需要矫情的敏感，他们就是明明白白的违法，他们一天也没有想过要把自己断送。可以这么说，异地传销的欺骗性是赤裸裸的，组织者们的用心险恶是明白无误的，蒙在鼓里的只是那些最底层的受害者，他们在那些用心叵测的组织者精心编造的梦境中慢慢沉沦，直至绝望。当他们渐行渐远之际，成为骗子之一几乎是他们的惟一选择。

    但今天中国大地上存在的异地传销团伙数量是惊人的，他们对法律的漠视是惊人的，而相关管理机构对其无能为力的表现也令人深思。

    因此，一位直销研究专家宣称:中国直销业之乱，乱在我们至今未能建立直销监管中的协同治理结构，这客观上营造了异地传销等非法传销行为在中国的生存空间。现实也正是如此，纵观中国异地传销最火热的地方，各种奇怪现象令人心惊: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帮助上门集体办理暂住证;某些地方银行为了传销网头存款方便，专门延长营业时间;为了增加当地居民收入，政府鼓励修建房屋出租给传销组织;电信部门大肆批准IP专线，任由传销人通过它欺骗善良亲友……这些都是助纣为虐的典型例子，至于那些相关管理机构因治理无方而消极对待，甚至于与违法人员相互勾结，更是令人寒心。

    异地传销在发展的这么多年里，一直是造成中国直销业不良影响的罪魁祸首，中国直销业的每一次政策震荡均与之有关。可以这么说，如今社会对直销的谈虎变色，如今政府对直销的高压政策，大多数原因都是拜其所赐。因此，作为一个真正将直销当作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事业来经营的正统直销商，无一不对异地传销组织者深恶痛绝，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才是异地传销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因此他们也是最坚定的取缔异地传销的支持者。
    
    关于异地传销的建议

    那么异地传销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治理了呢？当然不是。如果我们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话，就会明白，正是因为有了政府相关规定和政策的出台，才使中国的直销团队得以生存、发展，波及到全国各地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而异地传销发展的速度、恶性程度、普及面均与当地政策的松与紧、宽与严密切相关。由此不难看出，异地传销是可控的，是可以引导和遏制的。

    首先，政府作为社会组织，具有垄断性的强制权力，它的政策、法规法律的制定与出台，不能违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再就是保证政策出台后的稳定性和时效性。这就需要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考虑到每项政令出台之后的宏观上的可控性，加上地方政府微观调试配合，确保政府政令出台后的顺利实施和稳定性。

    其次是与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强化对直销企业的管理机制，从直销产品的质抓起，再从产品量上考虑容纳直销团队的能力。对其注册资金和风险抵押金应该做到内外有别，要充分考虑到保障包括民营直销企业在内的中国直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最后，对异地传销组织，国家有关职能部门要做到胸中有数。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考虑从政策上让它浮出水面，只有让它摘掉帽子、揭去假发，才能识别是不是秃子，方可“诊治”。

    实际上，我们现在仍然可以看到中国直销市场在面对异地传销时的进步，从最初的被动规范到今天彻底认清其本质并与正统直销做出了区分，这其实已经是一个伟大的惊喜。

    当然，通过长期实践来看，对于异地传销的治理绝对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在中国直销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因为对直销的不理解而造成的失误还需要时间来偿还。最终，我们将通过政府的调控、市场的调节，以及从业者的行业意识水平提升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异地传销的治理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是要我们所有相关人士一起来努力，尽快使其得到控制以缩小其危害程度。最终异地传销在中国的状态可能是，同其他直销发达国家的“老鼠会”一样，小范围存在，但无伤大雅。